因为违反《反垄断法》被相关监管部门处罚，被罚金额达到182亿元人民币。

雷慢说：2020年12月，阿里巴巴因“二选一”事件被立案调查；3个多月调查结束，今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处以182.28亿元罚款，数额之大，中国商业史上罕见。这一金额是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的4%所处罚款。据调查，自2015年以来，阿里巴巴集团滥用该市场支配地位，对平台内商家提出“二选一”要求，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并借助市场力量、平台规则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段，采取多种奖惩措施保障“二选一”要求执行，维持、增强自身市场力量，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定，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行为排除、限制了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的竞争，妨碍了商品服务和资源要素自由流通，影响了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侵害了平台内商家的合法权益，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在商业领域，”二选一“远不止于此，不久前，雷慢刚解读了《外卖”二选一“第一案宣判》。更早前，也细数商业领域”二选一“种种现象。现贴一篇旧文：《 “二选一”风云 》数年来，“二选一”远远不止电子商务的商家站队那么简单，而是几乎延伸到电商上下游、产业链的所有领域。在其他领域，二选一也时有发生，比如外卖，被裹挟进去的包括商家、物流、用户等。中国互联网界最早的“二选一”是360和腾讯的“3Q”大战，发生于2010年，那一年腾讯给了它10亿用户两个选择：要么装载360软件的，而QQ会停止运行，要么卸载360软件，QQ才能登录。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二选一公案。几年后，“二选一”在中国经济市场上开始被大规模滥用。01“二选一”被滥用最厉害的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商家开始被迫站队。2013年，京东在家电行业发起价格战，要求商家“二选一”选边站。当时主营电器的苏宁指责京东不应该“强行锁定商家后台、强行拉商家参与促销”，并称这种霸权行为——“过去30年闻所未闻”。风水轮流转。两年后的11月，京东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举报阿里巴巴，指责阿里巴巴要求商家：若参加淘宝天猫商城的“双十一”主会场活动，就不能再参加其他平台的会场活动；对于已经和其他平台达成合作意向的，要直接退出，否则将在流量等方面进行制裁或处罚。2017年7月，京东和唯品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天猫让强迫商家站队“二选一”。随后天猫发表声明，嘲讽对手是 “碰瓷式竞争”， 一遇到竞争就拿 “二选一” 来误导公众。顺便还调侃了对手“锁定商家后台、发动商品价格、强制促销”，“打着平台的名义，做着假平台的事”。2019年，“二选一”继续上演，因为天猫要求格兰仕“二选一”，格兰仕将天猫告上了法庭。电商“二选一”的 历史 已有数年。当中最有看头的还是平台和平台之间的相互撕逼的样子，比如当初让电器商家二选一的京东，转身又被天猫来了个二选一。当京东指责天猫不正当竞争时，天猫告诉对手，“二选一”是正常市场行为。正常不正常不知道，反正商家和消费者已经被搞得不正常了。022017年，“二选一”扩散到物流领域，这年6月，顺丰宣布关闭对菜鸟的数据接口，受到菜鸟指责。随后，顺丰声明称是菜鸟率先发难封杀丰巢，为了让顺丰由使用腾讯云切换到阿里云。2018年，二选一延伸到“电子面单”，还是快递物流领域。当年6月，京东拒绝菜鸟电子面单发货。要求商家须使用京东无界电子面单或入驻京东开放平台的快递公司的电子面单，未按规范使用电子面单的商家可能会影响履约效率。当时的电子面单阵营，电子面单之争实际上是“物流数据”之争，平台方拿到这些数据后，就建立起了卖家云和物流云服务体系。今年10月，美国政府公布了一份长达450页的反垄断调查结果报告，指责“亚马逊在美国在线零售市场中，具有显著且持久的市场主导力量，已经对市场上的第三方卖家形成垄断权。”美国政府指责亚马逊垄断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亚马逊在物流和云服务方面也利用平台优势建立起了巨大的壁垒，阻碍它的云服务竞争者和联邦、UPS等物流竞争者进入第三方卖家市场。这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国内物流“二选一”问题的症结。032018年，“二选一”裹挟了“移动支付”，万亿网民被卷入。这年3月，沃尔玛下线支付宝支付功能，只支持微信支付和其他卡支付，当时沃尔玛正是腾讯公开合作的零售集团，接着，京东、腾讯入股的步步高也被曝出旗下门店禁止使用支付宝。随后，作为反击，阿里系的盒马生鲜宣布只能使用支付宝付款。当时正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打得火热的时候。阿里系和腾讯相比，阿里巴巴的社交是短板，腾讯的电商是短板。在支付市场上，2018年支付宝占据53.78%的市场份额，微信支付占据市场 38.87%份额。当时国内流量份额见顶，两家只能抢夺存量市场。线下购物就是当时他们要争夺的场景。线下支付不光是用户之争，也是零售数据之争，线下零售企业最担忧是支付机构从支付接口获取线下零售企业的用户数据资源。不管是什么原因，数亿网民在这巨头打架中，只能“二选一”，被牺牲的，是用户的移动支付体验。后来有店家拒绝现金支付，更是比二选一恶劣得多的行为。二选一是一种典型的不当竞争行为，商家和平台、买家三方本是互惠互利关系，商家或买家却在平台和平台的市场争夺战中，被迫依附一家而排挤另一家，成为市场竞争的打手或棋子。做棋子，我们最在行了。04在外卖领域，商家投诉美团“二选一”的事项充斥网路。去年3月，四川通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曾对美团外卖在当地负责推广的飞达公司“二选一”行为罚款25万元。同一月，山西长治商家爆料说，美团外卖要求商家关闭其他外卖平台店铺，商家未按照美团要求关闭，配送区域竟被设定在水库里。2018年，据媒体报道称，滴滴外卖开始在无锡运营，当地入驻滴滴外卖的商户收到了美团的警告，若继续做滴滴外卖则会被叫停服务端口。对这种“二选一”的审视，我们仍可以在美国政府对亚马逊反垄断报告上，照见自己的身影。在美国反垄断报告里，反垄断委员评论亚马逊说，它正在利用极大的权力挤压平台上进行销售的第三方商人：“对许多卖家来说，亚马逊是一个‘准国家’，比起在实际法庭上公开审理这些关店情况，卖家更加担心亚马逊‘法庭’的处理，这一情况发生在美国这一主权国家中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在企业内部，对商家的“审理”是典型的“裁判”和“运动员”兼做，更多时候，像是一个披着裁判马甲的运动员。05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平台”是企业创新、技术研发的产物，企业有知识产权用它的平台、流量、技术等整个生态的资源独特性，来进行“产权排他”，这种排他是对早期创新、技术投入的一种知识产权保护与自我激励。但保护产权是有上限和边界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他的《竞争、垄断和管制——“反垄断”政策的背景报告》里说，政府保护产权的原则，是保护产权主体对于其拥有资源的排他性选择权，但以这种排他性权利不妨碍他人行使产权为限。我们回过头去看电商“二选一”的竞争，平台要求卖家排斥另一家平台，用来促销，占领市场，既侵犯了卖家的产权或交易权，也侵犯了买家的产权或交易权，市场上的“二选一”行为，充斥着威逼利诱，要么以足够的资源倾斜、流量扶持、佣金减免诱惑商家战队，要么以排名打压、流量限制等手段威胁商家。对商家来说，多家平台卖货当然是多赢。“利诱”不让商家到其他平台卖货，往往是一种“合同协议”。但“威逼”，更多的是耍流氓，这种“排他性权利”妨碍了商家行使交易权。“垄断”是顶大帽子，雷慢不敢轻易乱用。周其仁教授说，“垄断”可以直白的说就是在一个产品市场上只有一个买家或一个卖家。所以，”二选一“固然可怕，没得选更可怕。

根本不用担心，虽然说阿里巴巴被罚了182.28亿，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微不足道的，更不能使其伤筋动骨。其运做程序也不受影响，支付宝里的钱也不必担心害怕。
原则上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最好不要持续放入互联网金融领域。

这是因为阿里巴巴集团违反了《反垄断法》。阿里巴巴对淘宝，天猫的商家进行二选一行为，禁止他们选择其他电商平台，如果入驻了淘宝。天猫，就不能选择其他电商平台。阿里巴巴集团的垄断行为阿里巴巴集团的这一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处以阿里巴巴销售额的4%的罚款，也就是182亿。阿里巴巴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强迫商家不能选择其他平台这一行为，已经发生了很多年。对于淘宝天猫的商家来说也非常苦，因为他们也想选择京东，拼多多等这些电商平台。因为只有入驻的平台多，客户才会更多，对商家来说利润也会高一点。但是阿里巴巴为了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强行禁止他们选择。这次判罚也是实至名归，对于商家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于互联网反垄断会越来越严格阿里巴巴被罚182亿开启了中国反垄断的进程。因为在之前中国从来没有罚过这么多的罚金，这次也是开了一个好头。在前几年，中国因为经济发展太快，导致相关的法律没有跟上，也发生了互联网垄断越来越严重。像腾讯，美团，京东这些互联网巨头都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让商家用户二选一，让生活非常不方便。就比如在淘宝买东西，不能用微信付款。在京东买东西不能用支付宝付款。互联网资本跑马圈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些互联网资本巨头他们获得垄断地位之后拥有大量的资本。当他们发现一个可以赚钱的行业，就会用大量的资本把其他中小型企业挤走，从而获得垄断地位。但是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因为在以后会有越来越完善的《反垄断法》等着他们，只要违反了《反垄断法》，就会面临大额罚金。用户和商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
我个人觉得阿里巴巴集团之所以会被罚182个亿，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上面垄断，导致整个市场的竞争并不和谐。
因为阿里巴巴集团垄断现象太严重了，现在的国家是“社”不是“资”，这样的集团是需要被整治的。
因为阿里巴巴集团违背了反垄断法，将淘宝的电商行业垄断。所以国家根据法律给阿里巴巴一定的惩罚，所以最后被罚了这么多。
阿里巴巴因为垄断被罚款的，在市场上阿里巴巴在面对平台服务中实施“二选一”的制度，这是一种垄断行为，禁止国内其他商家在竞争中参加的行为，因此获得不正当利益。

文 | 马克今天是中国反垄断史上第二个标志性时刻，第一个是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反垄断法正是要确保竞争，因此该法常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但中国反垄断法就像无牙之虎，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甚少发威，面对互联网行业时更是笼中之虎，听任违法者们在自己眼前愉快地玩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处以182亿元罚款终结了反垄断法的无牙时期，本案不仅对中国的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意义重大，对整个经济体的规范有序发展亦是标志性事件。但为什么是阿里，为什么是现在？准确的罚款数字是182.28亿元，小数点后被省略的2800万元，搁在以往也堪称巨额罚款。本案之前，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开出的三大罚单是：2015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对高通公司处以罚款60.88 亿元，理由是该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收取专利许可费、并实施搭售等垄断行为。2014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对三菱电机等 12 家日本零部件企业处以罚款 12.35 亿元，理由是这些公司达成横向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2016 年 11 月，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利乐公司处以罚款 6.68 亿元，理由是该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搭售等垄断行为。对本土公司的最高罚款，是2014年8月湖北省物价局对一汽大众公司处以罚款 2.48亿元，理由是该公司限定整车销售价格和维修服务价格。对阿里的罚款一举把纪录提高了3倍。但阿里并不是被罚得最狠的，之所以金额高，是因为它体量大，分母大，要论分子，上述美日欧企业都更高。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司法实践中，没收违法所得很难操作，一般是罚款。高通是按2013年度中国市场销售额的8%计罚，三菱电机等日企的计罚标准是上年销售额的8%、6%、4%不等，利乐是按2011年中国市场销售额的7%计罚。阿里的计罚标准是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其实比较温柔，奈何它销售额高达4557亿元。阿里2020财年（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总收入5097亿元，净利润1493亿元。182亿元罚款，罚掉了差不多八分之一的净利润。但是相较欧美“同行”，182亿元（约27.79亿美元）就逊色很多。2017年-2019年，欧盟反垄断委员会向谷歌开出82.5亿欧元（约98亿美元）罚单，2019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脸书开出50亿美元罚单。2020年12月24日，国家市场总局立案调查阿里集团涉嫌垄断，2021年4月6日，市场总局向阿里集团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历时103天。即便在国内，反垄断案做出处罚决定通常也耗时良久。高通案，2013年11月立案调查，2015年2月下达处罚书，历时15个月；三菱电机案，2011年底开始调查，2014年8月结案，历时2年零9个月；利乐案更是耗时4年，从2012年绵延至2016年。根据中国《行政处罚法》，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市场总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披露，阿里在收到处罚告知书后立即认罚，放弃了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4月10日上午11时，在市场总局处罚决定公布两小时后，阿里官方微博发布公开信，称对处罚“诚恳接受，坚决服从”，称对政府的监管与服务，对 社会 各界的批评与支持，“心怀感恩，心存敬畏”。不止阿里，本文列举的反垄断案，当事方在接到处罚结果后均放弃了上诉，但态度诚恳度反思深刻度，以阿里为最。即使申辩上诉，也得先交罚款。《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欧美的反垄断案更是旷日持久，因为其处罚程序与中国不同。中国是行政机构可自主处罚，欧美是行政机构履行调查职能，结案后向法院起诉违法当事方，并向法院建议处罚方案，法院做出判决后，处罚方可执行。这期间会反复拉锯，并在不同法院之间上诉，很多案子最终以和解告终，被诉方缴纳和解金（变相罚金）结案。但也有天价罚金和世纪大判决，最著名的莫过于历经8年官司之后，美国司法部赢得对AT&T的反垄断诉讼，将其一分为八。通读市场总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印象是：阿里案之所以结得这么快，是因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容易认定。处罚书披露，2015年以来，阿里滥用垄断地位实施“二选一”行为，通过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和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等方式，限定平台内经营者只能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并以多种奖惩措施保障行为实施，违反了《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第4项关于“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处罚书以3000余字的篇幅，列举了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称：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内部钉钉群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与部分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合作协议、各业务部门发展规划、工作总结、“双11”“618”招商规则、会议简报等文件、当事人自查报告以及竞争性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在互联网行业，违反反垄断法第17条通常不加掩饰不假思索，二选一就是典型。你只能在我的平台上卖东西，你只能参加我的促销活动，你只能用我的软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若有不从，你就别在我的地盘上混，你不在我的地盘上混，你还能混得下去？在阿里看来，二选一完全合理，是正常市场行为。阿里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2019年曾发微博称：平台为组织大促活动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和成本，只能向最有诚意最积极参与大促活动的品牌商家倾斜，这是最朴素的商业规则。二选一在互联网行业，尤其是平台型企业中层出不穷。最早的二选一之争是2010年的3Q大战，腾讯要求其用户卸载360软件，否则无法登录QQ。电商繁荣后，成为二选一的重地。京东诉阿里二选一，阿里反唇相讥你难道没用过这招吗？微信vs支付宝、美团vs饿了么、顺丰vs菜鸟，案例不胜枚举。既然二选一这么多年了，大家都躬逢盛典不亦乐乎，为什么现在喊停？我同意《反垄断法》起草专家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的看法：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平台企业已经由“孩童”进入到“青年”时期，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交易结构初步定型，所实施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扼杀式并购”等行为对竞争、创新和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可以明确清晰地予以识别，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启动反垄断执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我们需要坚持创新、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三者并重，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促进平台经济在规范中发展。十余年来，中国监管当局对互联网行业奉行“包容审慎的柔性监管”方针，创新发展优先，这一指导思想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崛起功不可没。但企业天性逐利，没有外部约束，当年的屠龙少年自己就会变成恶龙。事实上，自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监管风向就在转变。2020年11月3日，蚂蚁金服IPO突然被叫停，标志着监管思路彻底转向。一周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此间，国家市场总局对几年前阿里、腾讯、顺丰涉及的三宗并购案做出行政处罚，因其未依法申报。市场总局称：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反垄断法》规制了四种垄断形式：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二选一”属于第二种，但市场上的垄断行为远远不止“二选一”。今天这张182亿元的罚单是最后一只靴子落地，还是第一只靴子落地？让我们拭目以待。